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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重溫:集錦雜感

一次機緣巧合的機會下,我跟美籍日裔攝影師Patrick Nagatani接觸上,Nagatani在八十年代末以核子危機作為題材的《Nuclear Enchantment》,曾於我在學時啟發不少的創作靈感,他的作品是融合繪畫、拼貼再加實物拍攝的「劇場攝影」tableau photography,而有趣之處是在很多作品裡就算有很多人物造型的照片拼貼(很多還是真人般的大小),攝影師總會找個機會去混在「人群」當中出現在照片上,固然跟觀眾來一個捉迷藏遊戲,亦同時用自拍元素來帶出這些作品其實也是夫子自道一樁。

Nagatani出生時剛好是廣島及長崎原爆後的十多天,還有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發生多項核電廠事故,包括美國三里島危機及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再加上Nagatani的父母跟那一代的其他美籍日本人一樣,在二戰時美國政府為防他們與日本通諜將他們強制集中收容,被剝奪了人權,歷史及當今時事交織下的陰霾,觸發他的創作方向,他甚至搬到新墨哥州居住,也就是美國政府核子武器的實驗場地所在之處,包括人類史上第一個原子彈引爆試驗的地方Trinity Site,這些地方現在都變成了旅遊景點,Nagatani除了諷刺當今一代忘記戰爭的教訓,也有用幻想的方式去重視核爆的景象,圖像來得非常夢幻,卻說著一個殘酷的現實。

縱然Nagantani的作品製作過程頗為複雜,但其實還是以photomontage為基調,攝影蒙太奇也有人用集錦攝影(composite photography)混為一談,集錦的風氣在攝影術誕生早期已存在,攝影師如Henry Peach Robinson或Oscar Rejlander都把多張照片底片組合起來,製作一個個虛構場景,就算在當年技術諸多制肘的條件下,出來的效果都幾已接近鬼斧神功的境地;中國著名的攝影大師郎靜山的集錦攝影作品當年也名頌一時, 也令到往後集錦攝影在沙龍攝影界也盛極一時。可他們都是著重場景的合成, 二十年俄國電影蒙太奇理論誕生,說明圖像在組合可以令解讀肌理變得異常複雜, 再加上往後的達達主義運動Dadaism推動下,拼貼collage被視為一種前衛的創作手段,也孕育出不少攝影蒙太奇的佼佼者,如德國的John Heartfield。

Heartfield的蒙太奇作品是當年一個非常犀利「武器」,二三十年代德國納粹上台當權期間,良知驅使他製作了大量作品去批判納粹黨及希特拉,他亦籍此痛斥一些藝術界同僚和市民的麻木無知;Heartfield的視覺語言運用清晰凌厲,簡單又直接,往往令人過目不忘,他其中一張最有名的作品是名為《超人阿杜夫》(Adolf The Superman,1932),照片中希特拉Adolf Hitler的肖像跟一張X光片合而為一,看到他吃著滿肚子由資本家、工業家或軍火商進貢錢幣,諷刺他口口聲聲說反資本家,另一方面斂財為他們消災:對付工人運動和蘇共的威脅。正好印證他的名句「化照片為武器」(Benitzs Foto als Waffe)。

今天廉價的數字技術已能進行很精密圖像合成,如著名以集錦創作的美國攝影師Jerry Uelsmann近年也把作業地方從以往的銀鹽暗房轉到電腦桌前,photoshop出現令很多人沉醉於製作虛擬現實式的圖像,但往往內容卻走不出空洞的奇幻視覺格局,除了是過於在意工藝上的追求,也許是顧此失彼,忘掉了作品裡需要包含哪些的信息。他們也許嫌棄Nagatani或Heartfield作品裡那些相對粗糙的表現方式,但我會相信相對於他們的技藝,造就好作品的因素很多時候是作者的自省和良知:例如Heartfield當年對法西斯的痛心疾首,而年過六旬Nagatani今天潛心學習佛教,啟悟人生,那個比你的電腦更重要。

(原文刊於CULTaMAP 2010年2月號)











Oscar Rejlander 1857年的名作《Two Ways of Life》用了32張照片來合成,以當年的技術難度甚高。













Patrick Nagatani跟畫家Andree Tracey以美國核試的檔案照片為藍本的《Alamogordo Blues,1986》秉承一向對核子危機的夢魘的描寫,還有一點是:那個照片中人物是攝影師真身?©Patrick Nagatani/Andree Tracey


















John Heartfied 的《超人阿杜夫》(Adolf The Superman,1932),簡單真接不轉彎抹角,一看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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