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五月份的一個早上我收到社工阮姑娘的電話，說Ben快不成了，叫我趕快到醫院去看他最後一面，其實之前一個晚上我已去探望了他一下，雖然已覺得他情況並不樂觀，但也想不到急轉直下得那麼快。
Ben是我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拍攝的《一人生活》攝影文集裡其中一位主角。這些年來看著他生活上實質及精神上的改善，戒掉了喝酒的習慣，由簡陋擠迫的檔房搬到整潔的公屋一人單位，結交了一位合得來的年青義工，得到精神上的支援，固然叫人欣慰，可惜早年喝酒的習慣也為他的身體帶來能了傷害。
我跟Ben談不上深交，但幾次他因病進院和看醫生我也有去陪伴他，總希望能給他打打氣。這次接到電話後我就急不及待放下手上工作趕去醫院，因為跟他關係要好的義工碰巧因工作不在港，阮姑娘也因工作不能久陪在他的病榻旁邊，我變成了唯一能夠伴著他的人，看他最後一面頓然變成一道重任，說得難聽點了就是看著他嚥下最後一口氣。人之常情，我會害怕面對生離死別的情境，縱然他已失去意識，彌留之間我能做的就是在他耳邊告訴他不用有牽挂，後事不用掛心等等說話，我能做的就只有這一點點，但最重要的是希望令他感覺到，他不是隻身離開這個世界，不是孤單上路。對一個在精神和肉體都受盡蠶食的人來說，離開真的可能是個解脫。
十年前的復活節假期，《一人生活》攝影展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是我與一眾精神病康復者「街坊」（機構對服務受眾的稱呼）首次結緣，記憶猶新。
參與這個攝影計劃，其實當時心裡還是非常糾結，我在攝影集撰寫的前言也交待得很清楚，還有的是當年精神病或情緒病患對不少人來說還是一個禁忌，病友及其家人朋友很多時候不欲宣之於口，也許是他們經常被污名化的緣故，明顯地看到很多商業機構的捐獻、贊助或義工服務等，鮮有惠及這群街坊，其實是企業形象攸關，不像現在很多知名人仕不諱言自己的情緒病問題，坦然公開自己病情，近來也有惹人談論的獲獎電影也以這個議題作為素材，大眾態度也相對開放了，戒心或許相對少了。記著，只是「相對」。
當時難以估計街坊對展覽的反應，心裡難免有點戰戰競競，原因是要他們赤裸裸的將自己內心世界展露給別人，那些被指指點點的壓力並不是我們旁人可以理解的，結果反過來他們對自己的故事能夠正面地細訴顯得興致勃勃，甚至在展場中主動提醒觀眾自己就是相中人，或擔當著一個導賞的角色，這叫我放下心頭大石，原因之一也許他們沒想過這是一個色彩斑斕的展覽，而有趣的是當年我常被最常被問及的問題，是問我為什麼不用黑白攝影去拍攝，除了要擺脫「嚴肅紀實攝影需要去用黑白攝影呈現」這種陳腔外，我也想自己邊避免掉進刻意感傷化的描述。生活已經夠灰暗了，不如還他們一點顏色，告訴大家他們其實各自擁有著獨特的個性。
那算是我第一次參與製作的攝影集，談不上有太高的製作質量，由一家沒有印製畫冊經驗的印刷商承印，用的是在當年早已被淘汰的雙色印刷機，每次只能印好兩色，再換鋅版印其餘兩色，屬全人手操作，基本上沒有太多質量控制的空間。整個出版成本也不高，選用的紙也是主流不過的啞光粉紙（銅版紙），沒有攝人眼球的花俏設計和製作選項，是一本平實得不再平實的攝影集。
縱然如此，這本書在自己心中佔著一個特別的位置，因為她讓當時我對紀實攝影本質的疑惑一訴而空，例如這次展覽和出版也鼓動了一個義工計劃，招募了一群非常熱心的義工定期探訪一眾街坊，讓他們有聆聽的對像，讓他們沒有被孤立的感覺。我不敢邀功，但正正是這個第一身的經驗給了自己一個實實在在的case study，告訴我紀實攝影迪啟人心的本質還是有其價值，也是催化我專注用紀實影像語言創作的路線。
我現在還好好保存當年找每一個街坊留名的簽名版，展覽開幕時那一刻大家彷佛變成了名人，讓一眾缺乏自我形像的朋友明白自己在這個宇宙中是一個個獨特的個體，沒錯，他們是這本書的明星，我的作品好壞實在變得不重要。
看到這堆簽名難免會有點感概，有好些名字已離開了我們，難免有朋友情況依舊反複，進出精神科病房變成常態，更有是已喪失自理能力，需要院舍照顧，the sky is not always blue。但尚幸也有許多朋友比十年前生活上有顯著的改善，心情比以往開朗，有的甚至成家立室，我也為他們做過兩趟證婚人，分享了當中不少的喜悅。
《一人生活》七年之後有了《活一生人》，這兩個攝影計劃，佔了我的攝影生涯的好一部份，未來還會不會繼續我實在說不準，我討厭緬懷過去，討厭食老本，但關於這一眾街坊，還是會常常掛在口邊，尤其是每當有涉及精神病患者的不幸事件發生（如前陣子地鐵發生精神病患者縱火事件），隨之而來總又是新一輪的witch hunting，所以請恕我長氣，有時長氣得我甚至會膽粗粗去應約撰寫op-ed去報紙投稿。
誰都知no man is an island，但建立連接這些島嶼的橋樑要比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還浩大，因為那些橋躉叫做「信任」。叫我想起一個在古典音樂界引為佳話的故事，上世紀俄國後浪漫主義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 (Sergei Rachmaninoff) 在他第一首交響曲發表後，換來一堆劣評。作為作曲新秀的拉赫曼尼諾夫大受打擊，自此對作曲喪失信心，整整三年都無法提筆作曲，患上嚴重的憂鬱症。後來經過一位心理醫生達爾(Nikolai Dahl) 悉心治療，再加上家人的鼓勵和支持，才能一解心結，終於把病治好，隨後創作了傳世的《第二鋼琴協奏曲》，這首在古典音樂史上其中一首最受歡迎的協奏曲，就是獻給達爾醫生。你說我們當然不是作曲家，生命中沒有太多童話，可是誰曉得？
謹以此曲送給這群街坊好友，祝他們身心康泰，也籍此感謝我的好拍檔社工阮姑娘，沒有街坊對她的那份信任，整個拍攝計劃連展開也談不上。
十年，我們也許只在意物質層面上的興盛和衰敗，十年，不如那個同名電影，發覺其實人心本質真正的改變不多，跟十年前一樣，街坊們所面對著的挑戰和歧視如一，生活上的折滕，沒多沒少，自已跟十年前一樣，仍是孤身一個，碰上面，原來我們一直在同一個鼻孔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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